北洋军阀史话（出书版） 北洋军阀史话（出书版） 第94节

黎元洪自离湖北北上后，将近十年，虽然宦场并不得意，可也能游刃于中国第一人第二人之间。这次是他北上后，首次南下，他抱了极大希望南下，怎知却是乘兴而来，大失所望。一遇江浙人士的婉拒，二受各省代表的太极拳，三遭议员的指名攻击和不承认其总统地位，四被地方军事首长指桑骂槐地搞了一下。这四重打击，可真把黎元洪打得头昏眼花。
黎元洪因人成事，时势造英雄，可是在军阀短兵相接、总统自为的局面下，其政治生涯遂逐渐走上日暮途穷之路了。
第206章 国会自行延长任期
黎元洪出京前曾宣称自己要亲自赴众议院报告，并要将总统印玺交由国会代为保管，因此众议院议员都在众院等候，直到午后1时半，不见黎来，接着有消息说黎大总统已出京去津。于是众院议长吴景濂、参议前议长王家襄乃邀集两院议员数十人在众院第五休息室开一次临时谈话会，当时因为黎出走的详情尚未十分明晰，仅决定推吴景濂、王家襄二人邀请军警当局到院，约以两事：（一）由军警当局负责维持京师治安。（二）由军警当局负责保护两院议员。由于黎出走后，谣传直系将于一两日内用种种方法强迫国会，选举继任总统，对于议员有非法举动，因此决定在第二天开一次两院议员谈话会，共同讨论办法。
6月14日国会召开两院联合谈话会，由吴景濂任主席，先报告他自己和王家襄于先一天下午邀请军警当局到众院会商，军警方面允诺维持京师治安及保护议员责任。又报告黎大总统昨日出京，曾有公函分致两院，称在京不能行使职权，已于13日前往天津。今天又有电来请求辞职，应请讨论云云。拥曹派的众议员吴宗慈接着发言，略谓时局纠纷，已极严重，现在合法机关只有国会，两院同仁在这种时候，自不能不有严正的表示，本席认为当务之急是：（一）应即定期开两院会合会，解决黎大总统辞职事件，其日期以16日为宜。（二）总统未选出前，应由国务院摄行其职务。（三）俟秩序完全恢复后，即组织总统选举会，选举继任大总统。当前情况特殊，这类重大问题，本席认为不宜多有议论，须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段处理。拥曹派议员宋汝梅附和其说，其他拥曹派则鼓掌，叫嚣通过。国民党籍议员褚辅成登台发言，他大声说：这次政变，是军警流氓以暴力逼走总统的，国会为维持国家纪纲计，应该有正当的表示……褚辅成的话还没有说完，拥曹派议员即哗噪叫喊，秩序大乱，不让褚继续讲话。主席吴景濂即乘机宣布散会，拥曹派议员遂一哄而散。
当晚吴景濂、张伯烈、袁乃宽、刘梦庚、高凌霨等在袁家花园会议，决定先送议员每人端节款500元，第二天领节款的议员400余人，没有去领的则派人专程送到议员住宅。反对派的议员有拒绝收受的，也有收了作为旅费离京南下的。
6月16日下午2时国会两院会合会开会，国会会合会所议决的，可分为两部分：
（一）依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第二项之规定，大总统因故不能行使职务，即由内阁摄行其职权；
（二）自6月13日起，黎所发的命令概不生效。
从这个决议看出来，完全是拥曹派的决议。因为内阁已经宣布总辞职，在6月13日得到黎的批准，而国会却引黎的寒电（就是14日黎被王承斌胁迫所发的电报）为复职摄政的根据，仅就时间而论，也在13日黎电以后；根据国会的第二项决议，黎大总统在13日以后发布的命令完全无效，则为何又将黎14日的命令作为国务院摄政的根据。同时这时所谓的内阁，没有总理（辞职的总理张绍曾在天津，拥曹派不许他回北京），也没有外交、农商、教育、陆军各部总长，根本就不算个内阁。不从事实论，就从法律论，这所谓的内阁也没有资格和任何理由可以摄行总统职权。
国会这两点非法的决议自然引起全国的反感，在国会中的国民党籍议员，为此特发电宣告中外，对于6月16日两院会合会的表决，应作无效。电云：
各报馆鉴，前日接两院通告，十六日下午二时开两院会合会，解决黎总统辞职事件，议员等届时到会。吴景濂主席，报告在场人数四百余人。旋有人提会合会人数，依法须有三分二以上出席，方能开会，争论未决，已逾三时四十分。众议改为谈话会，当推陈铭鉴等九人赴各休息室邀请未出席之议员。陈等以开谈话会相号召，始有十余人续入会场。按三分二人数，仍差百八十余人。乃骆继汉动议请照过半数人数，仍改为会合会。主席草草咨询，突由马骧提出通电文一纸，谓黎总统已弃职赴津，应适用《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第二项之规定，所有十三日以后命令，一概无效，请主席付表决。表决结果，并未报告人数，遽行通过，此当时会场经过之实在情形也。查解决总统辞职事件，应依总统选举会之人数行之，去年八月八日众议院常会，表决退还总统辞职咨文，即以“大总统系总统选举会选出，辞职咨文非一院所能收受”为理由。是此种会合会须有三分二以上人数，毫无疑义。即退一步言之，通用《国会组织法》第二十一条，其人数亦须五分三以上。今对于国家非常事件，竟敢以过半数之列席员草草表决，结果是否成立？亦不明白宣告，此种会合会，不知有何根据？本何理由？其不合法者一。会合会开会，通告为解决黎大总统辞职事件，则对于本议题只应以赞否付表决，不应涉及议题以外。乃于应否准其辞职不着一字，而乃涉及其他问题，并未经过变更议事日程之手续，通告与表决，竟如风马牛之不相及，覆雨翻云，莫此为甚。其不合法者二。宪法会议规则第六条，议员出席不足法定人数，议长得展长时间，展长满一时仍不足数，应宣告延会。今通告明载开会为二时，乃至三时四十分宣告延会，竟改为谈话会，而旁听之人如故，复由谈话会再变而为会合会，不依法定时间及程序，从心所欲，变幻无常，视议会为儿戏，等国事于弁髦。其不合法者三。议员等本良心之判断，为正义之主张，敢据上述各种理由，宣告中外，凡十六日两院会合会所有表决，应作无效，邦人君子，幸垂察焉！
当时的国会虽然为国人所不齿，可是它还有它的存在价值，同时还有一定的法律作用。
南方伸出热烈的手邀请议员，孙中山派刘成禺到北京邀议员南下，卢永祥也有电报请他们到上海继续进行制宪工作。吴景濂怕议员相率离去，他变成光杆议长，因此劝曹锟暂时不要进行总统选举，对外宣称先行制宪以缓和议员的反感，免得他们真的纷纷他去。
这时留京的议员和离京的议员，正在大打笔墨官司。吴景濂召一批留京议员，劝告其勿为南方野心家所利用，勿因黎元洪一人的进退而牺牲国会，如果说北京是在军阀统治下，不能安心制宪，试问全国哪处没有军阀？哪处才能制宪？宪法几时才能完成？
离京的议员则指责军阀驱逐总统，收买议员为其工具，还有“节敬五百，票价五千，点名发放，有如恩饷”，请大家不要为了曹三（指曹锟）一人的野心而葬送了国会。
国会议员离京，第一站是到天津，天津方面有办事处接待来津议员，由杨永泰负责，杨是广东籍议员。国会在天津的办事处是一个转运和接待机构，凡出京到津的国会议员，由办事处接待，然后发给车船费500元。迄9月15日为止，到天津领旅费的，有503人，到上海报到的，有385人。因为有许多在天津领了旅费却没有去上海。
国会议员移沪制宪，推参议员章士钊、吕志伊，众议员褚辅成、田桐四人先到上海筹备，租下了上海县西城外湖北会馆为两院议场。7月14日举行国会移沪集会式，两院出席议员约200人，推年长的众议员凌鸿寿为主席。
自黎元洪复位以来，国会即发生“民八议员”和“民六议员”之争。所谓“民八议员”是在广州非常国会递补的议员，北京方面一直不肯承认，黎元洪被逐后，国会计划南迁，怕南下议员不足法定人数，为了凑足人数，所以“民八议员”亦一律招待南下，不过要求他们作为预备队，先不出席会议，但一切待遇完全和议员一样。7月14日集会时，“民八议员”有数十人到会，发生争执，不欢而散。
国会分裂后，留京议员已占少数，而留京议员并不是全部赞同直系拥曹派，所以拥曹派实在是少数集团。他们想透过合法选举达到目的已不可能，因此想借宪法会议达到目的，更不可能，于是计划以（一）捏报出席人数；（二）以非议员冒名顶替；（三）强迫签到之议员入场，或以绑票方法强制议员出席。
按照《大总统选举法》所定的选举总统会，必须有全数议员的三分之二到会，当时两院议员为870人，三分之二的数目是580人。留京的议员无法凑到这个数目，不但总统选举会开不成，就是宪法会议（需要五分之三出席人数）也召开不成。
留京的拥曹派议员当然也要挣扎，可是国会问题必需“钱”，黎元洪就因为自行决定给国会经费和议员出席费而引起了政潮，现在黎虽下台，国会问题依然存在。所以在12年8月24日，吴景濂在象坊桥众议院议场约集了152位议员谈话，由吴提出临时给费方法三条：（一）两院每星期开常会时，出席议员均由国会预备费内支给100元。（二）每次开会，于会场计算人数，发给出席证，散会时，出席之议员以出席证换取支给证。（三）两院议员凭支给证于下一星期一向会计科支领。这个提议以77人赞同而通过。
吴景濂的这个决定，就是在北京的大多数议员也不同意，王家襄、籍忠寅、李国珍、王侃等均有函给吴，表示反对，彭养光和韩玉辰则具文向京师检察厅告发吴景濂、张弧等损害国家财产。
拥曹派希望留京议员不要星散，同时争取南下的议员回京，除了津贴出席费100元外，同时安排另一计划。原来国会议员的任期，到12年10月10日届满，如今已是七八月了，国会分裂，无论在上海或在北京的人数都不及法定数目，都无法开会，10月满期转瞬即到。吴景濂针对这个弱点采取行动，由众议员王茂材提出修正国会组织法案，于第七条众议员任期三年下，增加一项云：“议员职务应俟下次依法选举完成，开会前一日解除之。”这就是无限期的延长。因为下届议员不选，现届议员就可以一直担任下去。以此为饵，吴景濂派众议员张鲁泉等南下，劝诱各议员返京，每人发给旅费400元。
离京南下的议员，在8月底统计，有385人，不过议员分子复杂，离京南下的385人中，并不是意见一致，有的为了旅费和月费，有的为了破坏南迁国会，有的态度游移，可南可北，因此国会本身就是不健全的。
9月2日下午8时，直系的重要人物，山东省长熊炳琦、内务总长高凌霨、交通总长吴毓麟、司法总长程克、烟草公卖局督办兼直鲁豫巡阅使署秘书长王毓芝、直省议长边守靖、京兆尹刘梦庚等出名具柬邀请两院议长副议长和全体议员到北京甘石桥114号俱乐部宴会，出席参加者有200余人。当时北京的习惯，请客8点，到齐时非10点不可，这次宴会也没有例外。10时10分，宾主到齐，主人方面推熊炳琦发言，熊说：“今天我们邀请两院诸公光临，大家踊跃参加，我们感觉到莫名荣幸。我可以代表同人，略陈刍见。自六月十三日政变发生，迄今已近三月，时局纠纷，毫无头绪。大凡国家之组织、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殆负同等之责任。每遇国家根本动摇之际，尤应双方负责维持，绝非任何行政机关一二人所能解决。现在内政丛脞，外交紧迫，国家前途，危险万分，不可不立时设法补救。今日立法行政两机关中坚分子，握手一堂，务望开诚布公，共同研究一维持时局办法。”
客人方面乃推议员王敬芳答复，略谓：“今天承当局诸公宠宴赐教，同人无任荣幸。谨代表致答谢忱。现在解决时局之两大问题，一为制宪，二为大选。就分量言，则制宪比大选为重；就时局言，则大选比制宪为急。两问题均应早日解决。今晚蒙政府当局开诚布公，与同人商量，我同人亦应切实讨论，不必包头盖面。”接着，议员骆继汉发言，略谓：“维持时局，立法、行政两机关宜同负责任，自属当然之理，不过要维持时局，须使立法机关有维持时局之机会。众议院议员任期快满，将不能行使职权；前由各政团代表，要求当局延长任期，当局始允而后悔，不知何故？我们认为这事是维持时局重要关键，希望当局切实答复。”
熊炳琦乃和高凌霨、王毓芝低声商量了一会儿，然后起而答复说：“骆议员所问的事，据政府当局的意思，因认为延长众议员任期是一个法律案，究竟应该由政府提出来，还是由议会自己解决？还需要一番考虑。”
议员们对于延长众议员任期，有的主张由政府提出，有的主张由议会自决，有的反对常会出席费支给办法，意见纷纭，莫衷一是。最后议员吴莲炬发言说：“我觉得大家的意见都不彻底，时局如此紧迫，不要专在题外做文章，今天的宴会真正为了什么事？我们应该赤裸裸地提出讨论。大选是法律规定议员的义务，我们怎可规避？政府方面为了维持国家起见，促进大选，亦不应含羞害怕，讷讷不敢出口呵！”吴的话一出，大家鼓掌。可是宾主也无法对此做一决定，宴会至12时始散。
民国12年时的国会，虽然是一个重要的机构，却也是是非最多的地方。当时参议院议长王家襄辞职，而继任议长没有选出，于是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就成为一个最重要的时局关键人物了。吴景濂虽然重要，可是他所扮演的角色并不讨好，反曹派认为他依附曹锟而不齿他，而拥曹派则认为他在6月13日政变后所行所为极不高明，把事情弄得很复杂，时间拖得很长久，因此对他也大加指责。
自6月13日以后，国会的两院常会和宪法会议因不足法定的人数，所以一直流会，由于南下的30余议员返京，因此9月7日众院常会乃召开成功，出席的众议员有302人，主要议题是延长议员任期案。马骧表示此案关系重要，请议长当场指定审查员。吴景濂遂指定牟琳、马骧、胡祖舜、徐傅霖、王敬芳五人为审查员，即开审查会，审查完毕后，由胡祖舜向常会报告。胡说：审查会对五议员修正案认为可以成立，其理由：（一）众院任期将满，国会万不可中断。（二）国家政争终无统一希望，不可不有统一国会以维系之。惟原修正案系对众院而言，中华民国国会由参众两院组织成立，故对于参议员任期，亦须顾及。兹修正如次：第七条下增加一条，“前两条议员职务，应俟下次选举完成依法开会之前一日解除之”。众院常会对审查员的报告鼓掌表示满意，遂由主席吴景濂把这个修正案提付表决，在场出席者308人，起立者261人，以多数通过。当天即开三读会，会后咨送参议院。
众议院通过议员延长案，舆论大哗，认为这就是贿选的前奏；反对派乃寄望于参议院，希望参议院能够予以纠正，不使这个法案通过以维持国会的信誉和声望。
留京的参议院议员们，听说众议院通过了国会任期延长案咨请参议院通过，于是部分议员发表公开函表示反对。
虽然具有正义的议员们如此反对，可是参议院仍于9月26日开成常会，出席者138人，由议员谷嘉荫主席，议员赵连琪提议变更议程，先议众议院移付任期案，在场的多数赞成，且有议员主张不必讨论，即开审查会，当场审查。由主席指定宋桢、纳谟图、王湘、陈铭鉴、娄裕熊五人为审查员。审查完毕，由陈铭鉴报告审查结果，在十几分钟内，速开三读会，不加讨论即予通过。
两院自行延长议员任期案通过后，即以咨文送达摄政内阁，摄政内阁对这件大事不敢公布，尤其是洛阳的吴佩孚特别反对。可是吴景濂和两院议员却用这件事作为同意大选的交换条件，反复争论，摄政内阁迫不得已，乃于10月4日将国会延长任期令和众议院议员改选令同时公布。
吴景濂既然不见谅于反曹派，同时他在事实上又倾向于拥曹派，当他受到拥曹的直系津保派激烈攻击后，他感到自己已经处于极端不利的地位，于是他不能不为己谋，不能不积极做选举的打算。他咬紧牙关向贿选这条路走，乃命令众议院的秘书处发出议程，于9月9日（12年）开选举总统预备会，同时分别通知各议员，凡是在这天参加的议员，都有出席费200元，如果抱病在身而力疾出席者，还加发医药费。虽然如此将就，这个预备会竟因人数不足而开不成。第二天再开，还是人数未足。吴景濂觉得如果等足人数，恐终没有开成之望，因此命秘书长郑林皋派了许多职员代议员签名，捏报出席人数，靠了这样才开成总统预选会。
当然，这种欺骗手段是不能掩盖一切的，所以预选会的第二天，即有不少议员向吴质问。
最令吴景濂难堪的，是众议院秘书派在议事科服务的孙曜，也发出通电，揭露“大选预备会”捏报人数的真相。如果照今天法律用词，则吴景濂犯了伪造文书之罪。孙曜通电如下：
本月十日，曜呈众议院议长文一件，其文曰：谨呈者，曜前蒙委为本院秘书，任事以来，夙夜警惕，惟恐奉职不力，上累知遇。对于议事科法定职守范围以内，从不敢有所忽荒，当蒙鉴察。本日大选预备会，曜出席议场，稽核议员人数，查是日在场人数，据分路查点人报告，总数实为四百三十一人，当时三次检查之所得，不可谓不精确。惟秘书长训令再三，使书四百三十六人，曜以此事关系过大，未敢从命，秘书长乃转令其他秘书，遂以凑成是日之会。此当日实在情形，本科科长实所目睹，堪以作证。伏思国会为立法机关，职员系法定职守，在议场庄严之地，而行此诡道，预备会如此，正式选举可知。瞻念前途，不寒而栗。曜一介书生，只知守法，供职议会十余年，从未见此千古创闻之恶例。倘常此苟同，上有负议长知人之明，下亦贬损一己之人格。谨将当日实在情形，缮呈钧鉴。倘不蒙察谅下情，以为愚戆不堪任使，则窃知罪矣。言尽于此，进退惟命。谨呈议长秘书长钧鉴。议事科科员秘书孙曜谨呈。九月十六日。
众议员张瑾雯由于吴景濂不理睬议员们质问，乃第二次具函质吴景濂，要求正式声明改正人数。
离京的议员对北京非法的“总统预选会”更不会予以承认，因此发出通电，坚决反对。
第207章 曹锟贿选
国会和议员担当了总统选举的主角，因此在总统未产生前，议员便奇货可居，自高身价。而拥曹派为了要完成选举曹锟为大总统，自然需要拉拢国会，于是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就成为当时的关键人物。
吴景濂有他个人的打算，他有意包办大选，同时争取在曹锟政府中任国务总理；退一步说，做不到国务总理，曹锟也会给予相当的酬报。不过拥曹派认为吴有借机勒索的企图，所提条件是瞒天喊价，难于答应，可是又不能完全置之不理，因为在大选工作上非依赖吴不可。
在大选问题短兵相接时，有许多议员真是丑态毕露。自从所谓议员任期延长后，加上大选又逼于眉睫，因此个个兴高采烈，眉飞色舞。而当时所注意和关心的问题就集中于选票的票价。和票价有连带关系的是付款的办法，因为卖票的怕投了票拿不到钱，买票的则怕付了钱议员们不投曹锟的票；而票价的多寡也因人因事而异，同样是一个议员，同样是一张票，可是喊价不同，卖价不同，成交也不同。至于付款是现款抑支票？支票是即期还是远期？出票人是谁？银行是哪一家？都是争论的问题。
9月12日第一次选举会召开，由于人数不足而流产。因此津派保派和国会中的大选派都慌了手脚，忙做一团，不知如何是好。13日晚小麻线胡同一所讲究的住宅中，大选派议员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如何促成大选问题，当时商定了几个办法：
（一）遣人分头疏通议员，由常会再定选举日期；
（二）电请各省督长，推定各该省国会议员一二人为代表，负责拉拢各该省代表出席；
（三）决定出席才发给出席费；
（四）津保两派所分别接洽的各政团，应采取刚柔相济的手腕；
（五）分派代表秘密南下，运动反直派中坚人物，予以特别待遇之条件，除了金钱上的承诺外，还答应政治上的优缺；
（六）如果以上各点进行无效，则准备出最后一途，修改《大总统选举法》。
同时，津保派还在甘石桥114号俱乐部举行秘密会议，讨论投票议员付给票价方法。大多数主张在出席大选会的上午付款，议员收到票款后即麇集在一处，午后同乘汽车径赴国会投票。
贿选投票，票价初步确定5000元一张，所以付款办法如何是很重要的。投票者怕白投这一张“神圣”的选票，而付款人又怕议员拿了钱不投选票。这个问题可以说很小，亦可以说很大。据12年9月20日《北京报》专讯报导内幕说：
各报连日记载甘石桥博物馆日夜集议情形，多有出入。记者昨特走访中立派某参议员，所得答述一一从耳闻目睹中来者，洵属至确至近之真象。爰照录以供众览：
某参议员之言曰：外间所说某日某处会议，某等实无所见闻。甘石桥梁宅每夕均有百数十议员，车马全集，所谓筹备主任王、熊、边等，亦每夕必到。惟若辈除吞云吐雾，呼卢喝雉外，（甘石桥梁宅供客烟具共有二十余盘，麻雀扑克等赌具更多至不可胜数，每夕输赢多在一万金以上，可谓豪赌矣。）并无其他协议事件之可言。有之则自十六、七两日晚餐于袁家花园始。此两日所延请者，皆保派所认为可以帮忙之议员，每夕分邀四五十人。而余适于次夕与会，是晚供具极菲陋，座客几不能下箸，且有蹙额者问有余菜否？庖人则以菜罄对，众遂一哄而走。聚谈时，熊炳琦首发言谓今夕商榷之事有二：
（一）则请大家分担责任。（二）则我辈办事人尽酬报之力是也。关于第一项应请各省负责，诸君实行联络能出席大选分子，事前开列名单，临时劝告如约出席。至报酬一节，不妨推开后壁说亮话，每人赠送五千元。其手续则拟用银行存折，由受款人用一图章作为存款取款之据。惟该印鉴不存于银行，而存于我辈办事人手中，待选举有结果，办事人将各印鉴送与银行，各人存折上再盖同一之图章，即可赴行取款。现请先由各省负责，诸君分头约集同情者，分组联合，每组将印鉴汇齐送来，则事毕矣。
言至此，王孝伯乃起为补充之言曰：外间谓弟辈办事内部意见参差，皆系反对者挑拨作用，请诸君不必误信流言。惟熊省长所述办法，其中有应补充者，第一大选日应由各组首领邀集该组分子午餐，餐后即同乘汽车入场出席投票。各组首领所用之饮食车马等费，自当如数拨付，断不令负责人亏累。第二存款拟指定直隶省银行，照银行惯例，本系先付印鉴，现将印鉴暂存办事人手中者，因期在成功后照付，万一初次未得结果，不得径取故也。至各组人数，并不必限定多少皆可。至此王兰亭又起而言曰：时机紧迫，希望于中秋节前开选，请于二十日晚再集会于此，汇报各组名单印鉴，以便进行。
来宾中吴莲炬起而发言，谓存款仅指定直隶省银行数目太巨，恐不可靠，如能分存数行，更为周密。钱崇恺则曰：兄弟是直隶人，知直隶省银行最悉，该行为直隶财政总汇机关，担负有余，断无意外，请大家放心云云。其时熊、王等已离座，与各私人酬答。所谓大选筹备之会议，乃又了一幕矣。
二十日晚又在袁家花园宴集，斯夕之会，原为汇集各组员名单，暨各受款人印鉴而设，在大选派方面观之，关系应极重要，乃迟至七时许，来宾仅有半数，而被邀之人，亦未闻有电话催促。熊润丞、王孝伯两人亦未莅止。座中主人惟王兰亭、边洁卿二人，来宾问以各省报告如何？答以尚未齐集，稍待一二日等空语。并协议之形式，亦未举行。是则大选形势之阻窒不通，暨办事人之精神涣散，于此可以见矣。
票价容易，只要决定一个数目；付款方法最难，谁也不信谁。舆论又故布疑阵，挑拨离间，9月23日《北京报》登载的专讯就有这种含意：
大选派与罗汉团日日讲价，故近日报章中紧要之消息，无非“钱”字问题。几把一座北京城闹得铜臭熏天，令人不可向迩。但总括虽为钱之一字，而分开尚有许多问题发生。如票价之为五千元、八千元、一万元各种之争执一也；先付现款，后行投票，或先行投票，而后付款，或付款一部即行投票，二也；各政团首领竞欲包办，而其分子则恐权利有垄断之弊，纷纷反对，三也。有此三种症结，故大选派虽渴望成功，仔团纵馋涎欲滴，亦只好暂忍饥渴，从长磋议。
日来表面上所传之先宪后选或宪选并进，虽空气甚形热闹，但一揭暗幕，无非在上述钱的问题之三种上做文章。王家襄等一派之变节，而有招致南下议员巧电之由来，吾人诚不能曲为之讳也。目下商略程度，大抵一、三两项或较易于解决，最难者厥为第二项之先行付款，与先行投票问题。盖其中不特原来在京猪仔之持为先决条件，即此次由南返京之议员，亦以此为惟一之着眼点。
记者昨晤由沪回京之某议员，质以回京之故是否因贪票价而甘冒猪仔之名？某某答复颇有质直，谓我等此来确是为五千元之票价，此亦不必为君讳。因若辈历年朘削，积产累累，如此傥来之物，非此绝无仅有之机会，又安能拔其一毫？惟我等有须声明者，即金钱可以要，而猪仔实不可以做。此语在君初闻必以为奇，不知所谓猪仔者，因其甘于卖身而得名，若得钱不卖身，又安能谓猪仔？故我等决计五千元之款，不能不要，但因此而出席投票，则万万不可能。盖因得钱而卖身，不几自认为猪仔乎。虽此有类于过河拆桥，然取之于盗，不为伤廉。我等以为得钱是一事，投票又是一事也。我等预备金钱一到手，即当迁眷南下，即或被逼暂难离京，而外国饭店尚多，亦尽可为安身之地，将来仍当南下，贯彻初志，决不至因金钱而失身耳。即反直派方面，对于我等意旨，亦完全谅解，盖借粮于敌，此反直派之计划者也。当我等过津时，曾以此意商于反直派某某等，彼甚赞成。故我等之回京，实非变节云云。
记者按某议员之言，虽属牵强，然亦可知由沪返京者一般之真意，与反直派之策略矣。闻大选派亦有窥破此计划者，诚恐空掷金于虚牝，故力持先投票后付款之议。此点争执，恐无解决之望，而大选之前途亦从可知矣。
10月4日《北京报》云：
吴景濂与津保大选经纪人协议之结果，决定于五日开总统选举会。前日（一日）津保各经纪人特宴各省议员，将以到者之多少，定大选前途之形势。自下午一时起，至夜十一时止，每二小时一班，共分五班，各经纪人于事前曾直接或间接向各议员声称，此次与平常宴客不同，凡热诚赞助者，务望光顾，否则同人等实无法辨别诸公态度云云。故是日到会者，确达四百余人，为从来所未有。惟宴会席上，除由主人方面报告现拟办法及几句客套而外，并无其他特别情形可记。盖此次宴会目的只在点名，京中各通信社报告，谓有何种会议，并指明系晚间七时，按之真相，实不如是也。
支票自前日起实已开始发放，每张五千元，支付银行共有三家，以打磨厂大有银行为最多。票上未填支付日期。三方约定，将来付款时，须由开票人补填日期，并加盖一图章，方能生效，而此项补填及加盖手续，则必须在总统选出后三日履行，质言之，此项支票非总统选出，实即等于一废纸也。故各议员对此承受态度尚不十分踊跃，不信任保定者，谓此项支票并不足保障；信任保定者，则谓不必有此支票，到将来再行领款，落得做个慷慨云云。闻持此种态度者数不在少，外传谓领者已有六百余人，则大选派故造之空气耳。
票价问题，以多方之磋商，析为分团分省或个人直接三种，经甘石桥长安饭店等分头接洽，均已谈有眉目。前日晚间，即在甘石桥签发，闻到甘石桥领取支票者，截至昨晚有四百余人，其拨款之银行为大有银行、盐业银行等三家，签字为“洁记”两字，支款数目及签名骑缝三处均盖有青色长圆木戳，内系“三立斋”三字，有月份而无付款日期。闻普通者为五千元，其有特别关系者或一万元或七八千不等。今昨两日即已有人持此支票往大有、盐业等银行照票，以定真伪。持有此票之议员，莫不欣欣有喜色，而主持贿选的王承斌，连日亦密令直隶财政厅长金某解款来京，分储各行，以坚议员之信用。而一般脑筋灵敏之议员，以为前此提议原有储诸外国银行之要约，今皆改在本国银行，能否靠得住，此时尚未能作数。兼以前此直派密议，本有选举过后抹脸不认账，牺牲一二银行之传说。此种实行贿赂之支票，打不起官司，告不起状，将来能否作用，恐非至选举过后，不能明白也。
贿选形势，在12年10月4日急转直下，这一天流会了44次的宪法会议开成，到会议员550余人，是自6月13日政变以后从来未有的盛会。由于宪法会议开成，4日下午吴景濂遂以总统选举会名义发出通告：
启者，兹定于十月五日（星期五）上午十时开总统选举会，依法选举中华民国大总统，特此通告。总统选举会启，十月四日。
550余人，与法定选举总统的人数尚差30人左右，不过大选派认为另外还有五六十人已接洽好，这些人只出席大选会而不出席宪政会议。
关于幕后的票价问题，由于王承斌等不分昼夜在安排，据说已在甘石桥俱乐部亲领或代领支票的，至4日中午，已有576名，尚有十四五人不肯领钱，这些人均为蒙古王公豪富，他们都不重金钱，而要官职。据说另有多人住在天津，因为反直色彩太浓，却对于5000元有兴趣；他们和大选派接头，准于开会当天到北京，投票后即领款，领款后即返天津，同时提出条件，不许将其姓名宣布。大选派乐观地估计，投票选举总统时，曹锟可得近600张票，预计超出583票之法定票数。
众议院为了选举总统会，大加整理，4日下午秘书处加班布置，象坊桥一带，军警和保安队加岗布置，警察且挨户通知悬旗，庆祝选举总统。秘书处并准备在选举会这一天准备1000份午餐茶点，以免选举人受饥渴之苦。至于安全方面，准备入场加以检查，不但旁听人员须接受检查，即议员中有问题的，也不客气，需要搜身。这当然是怕这个“堂而皇之”花了巨款投票的选举会发生炸弹案。
10月1日起，贿选的总部已经分别填送支票，有浙江籍的众议员邵瑞彭取得支票后，就把它印成正反两面，于10月3日向京师地方检察厅告发，请依法侦办起诉，并通电各省，揭露贿选经过，有贿赂的支票为证。北京的地方检察厅在直系势力范围内当然无所作为，可是这一个行动也足以打击大选，使之扫兴。
很多省份都对该省籍议员接受贿选支票的予以声讨，否认其代表身份，有的还宣布开除其省籍。
不过卖身的议员则笑骂由君，收款由我。
民国12年10月5日上午10时北京总统选举会召开成功。开会时间原定10时，可是议员们阑阑珊珊，到齐时已经11点52分。吴景濂宣布开会，报告签到人数计参议员152人，众议员441人，共593人。出席人数585人，已足法定人数。于是推定检票员16人，吴景濂并报告投票方法。下午2时正式投票，至4时完毕，当众点票，结果曹锟得票480张，获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其余得票人有：孙文33票，唐继尧20票，岑春煊8票，段祺瑞7票，吴佩孚5票，王家襄2票，陈炯明2票，陆荣廷2票，吴景濂、陈三立、张绍曾、张作霖、陈遐龄、唐绍仪、汪兆铭、王士珍、谷钟秀、谭延闿、卢永祥、李烈钧、高锡、符鼐升、姚桐豫、胡景翼、欧阳武、严修各得1票。还有废票12张，中有孙美瑶（临城劫车案的匪首，受招安后为旅长）1票、“五千元”1票、“三立斋”3票。
关于这一幕丑剧，北方报纸曾有详细记载，特抄录如下，以存真实：
十月六日《北京报》云：北京之总统选举会，经王承斌、吴景濂等极力拉拢之结果，昨日（五日）居然开成。曹锟以四百八十票之大多数（投票总数五百九十），于金钱支配下，裒然当选。以视民元之袁世凯，民五之冯国璋，均经决选，始能产出，尤为生色。金钱之魔力，诚可畏也。四日之夜，甘石桥之大选筹备机关，通宵达旦，活动不休，夜分门前犹有汽车六百余辆。该俱乐部中原有五大客厅，卒以来者过多，几无立锥之地，喧闹终宵。支票计发出六百零数张，而大选派对于人数一层，始略为放心。五日晨内外城各大街商铺，即由警察挨户勒令悬旗庆祝。顺治门内外，十步一兵，五步一警，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国会街一带，警备尤严。众议院门前有营帐数座，是为军警休息之地，制服军警约有五六百人之多，私服暗探数亦如之。众议院围墙以外，配置军警侦探之数，亦不亚于门前。军警当局如王怀庆、聂宪藩、薛之珩、车庆云等，均亲自莅场，指挥监督，足见特别郑重。旁听席中，亦有侦探数十人，往来监视。而女旁听席中，亦有女侦探，殊不能不令人叹服其戒备之周到也。
吴景濂为大选元勋，又为选举会主席，昨晨八时半左右，即驱车疾驰到院。沿途军警举手为礼，吴微点头致意，其得意之色，虽车如闪电疾驰而过，犹令路人一望而知之。车旁附有警卫，自不至发生意外。吴到院，首命秘书厅查点今日有无请假议员，有者即以专函派人往迓，不来则又以同乡或同党热心大选之议员，专诚奉邀。吴之苦心，亦足以报曹锟特达之知矣。
昨日旁听者之限制及搜查特严，入门者必得介绍议员对面，始准进入。男女来宾共约一百余人，议场东首操场搭盖席棚四间，为旁听者休息之所，唯人多地狭，鹄立院中者不少。旁听者既入门便不能再出，故过午餐者，由院供给面包，以备充饥。按照规则在开票以前绝对不许旁听，其早晨到者直至下午三时始获入旁听席，未免太无聊矣。
昨日签到人数五百九十三人，实超过前日在京人数，其原因实由前晚（四日）由沪赶来者四人（本有十八人到天津，被截十四人）；又昨午由津乘汽车赶到者，又有十五人，闻此十五人先至“大中”公寓与直系要人接洽后，即到院出席。依前数日形势观之，出席人数似不至如此之多，嗣经调查结果，始知此次拆台最力之政学会议员竟有暗中北上投票者，而主张先宪后选之宪法研究会议员亦多临机应变，弃宪言选，故出席者得超过法定人数十一人；又在京议员确实未出席者有五人，王家襄、刘以芬、黄元操，其余赣籍二人，邱珍、符九铭。又有周大烈者虽辞未准，亦未出席。王家襄因外间攻击甚烈，故特缺席，以示避嫌。黄元操则以“心痛”二字请假，语颇隽妙。刘以芬之请假书原文如次：“敬启者，先宪后选，为弟夙所主张，曾经布达，谅蒙垂察。迩者宪法会议已开成，地方制度，经过二读，果能更尽一二日之力，至少亦可将重要部分，完全告成，然后再行定期大选，岂不两全其美。乃偏急其可缓，致使垂成宪典，不免稽延，万一他日又生波折，谁尸其咎？弟以根本主张不符，本日选会，未便出席，特此陈明，敬祈鉴及。此上主席大鉴。刘以芬谨启。”
吴景濂于选出曹锟为总统后，当晚即以总统选举会名义，咨达高凌霨等，其咨文云：“总统选举会咨，十月五日，本会依大总统选举法开选举会，举行大总统之选举，列席人数五百九十人，曹锟得四百八十票，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相应咨请摄政国务院查照可也，此咨摄政国务院。”
同时又致电曹锟报告，原电云：“万急，保定曹大总统鉴，本月五日上午十时，依大总统选举法开总统选举会，举行大总统之选举，列席人数五百九十人，公得四百八十票，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除即日由本会赍送当选证书外，先此电告，总统选举会歌印。”
一面并以个人名义，偕同张伯烈驰电致贺，以示殷勤。其电文如下：“万急，保定曹大总统鉴，十月五日，依大总统选举法举行大总统选举，我公依法当选，中外腾欢，万姓仰戴，永奠邦基，造福民国，谨掬诚申贺，顺颂钧安。吴景濂、张伯烈叩。歌。”
五日选出曹锟为总统后，高凌霨等即于下午六时在国务院开紧急会议，议决三事：（一）以国务院名义，将新总统当选票数，通电各省区知照。（二）推袁乃宽代表全体阁员，赴保定欢迎新总统。（三）责成内务部筹备新总统就职典礼。又公府指挥处、侍从武官处及礼官处官兵人等，计共一百余名，昨晚已会同外交部，预先选定娴熟各国言语文学之参事司长，乘专车赴保，欢迎曹锟入京就职，并招待贺客，吴景濂亦定日内亲赴保定，致送当选证书，并向曹锟表功云。
同日《北京报》又云：昨日总统选举居然成会矣，曹锟居然当选矣。预制之证书以蜜色绫为边，古锦为套，以桐木为匣，居然于今日上午从两院秘厅选一好书手，敬写曹名，定于晚间送保矣（一说吴亲往，一说张伯烈往，现尚未决）。大选筹备人已邀约各代表，今晚赴保欢迎矣。昨日阁议决定各部院各派一二人，会同礼官处筹备就职典礼矣，曹之喜可知，直派之喜可知，而反直派拆台派数月之忙，未免目前暂告失败，今日直派机关各报特别标明合法当选，盖意欲以此四字抵制反对派也。
此事之急转直下，盖有两因：（一）奉浙西南通电已出，筹备诸人认定不疾速办好，则夜长梦多，将有变局，必赶于数日内做成。（二）吴佩孚勘陷两电，反对众院延长任期，其中扼要之语，即谓双十节前合法当选，可无话说，一过双十节不必选举。高吴诸人本以延任事请示保洛，原不欲公布，而吴氏两电则反有促成之作用。一可以公布延任，为如期选举之交换品。故四日午间议员方面包围催促，而次日选举亦同时确定，此中交涉，吴景濂而外，骆继汉之力为多。二因吴氏谓过双十则不要选，津派诸人遂认双十以后吴氏别有办法，彼等筹备之功，将付流水，不可不赶紧办好，以间执吴口，此三十日以后，红罗厂、大甜水井、小麻线胡同、兵马司迭次密商之结果，而于甘石桥见之实行者也。
谚云“有钱能使鬼推磨”，矧在见金夫不有躬之议员，派人南下拉人，又加以苏督之协助，当然议员多有北上者。票价名为五千元，然实为起码数，有八千者，有一万者，所签支票，自邵瑞彭举发之大有银行以外，有盐业、有劝业，并闻有特别者则为汇业麦加利之支票。所签之字，洁记（边洁卿）以外，尚有兰记（王兰亭）、秋记（吴秋舫）、效记（王效伯）等。本月二三两日，颇有议员持票至银行对照者，然自邵瑞彭举发，而三四两日之夜，甘石桥大着忙，将前发支票收回，另换其他式样之票，以不示人不漏泄为条件，且闻已书明日期。至于昨日上午，直派议员四出拉人，亦有付现者，又有五千元以外增价者，并闻对于前拆台而昨出席之议员，许以投票自由，票价照付。而两院员役，由秘书长以至打扫夫，各另给薪工两月，由吴景濂发出，共八万元，以为犒赏，此贿选之大概情形也。
昨日选举会之表面情形，各报已载，兹不赘。但此外有可述者，则北起西单南至宣外大街，三步一警，五步一兵，又有整队巡行之保安队。象坊桥则自东口至西口，军警夹道排队，上午十一时后，即断绝交通，非赴会者不许通过。城堞上遍立瞭望之兵，众院门前，遍张天幕，无论议员参观人，均准入不准出，入必搜检，女宾用女探为之，惟公使阁员及保津要人不搜。对于议员则备餐两顿（实只吃一顿，因四时半已毕也）。并在众院隔壁之“大中”公寓，设烟榻四，烟枪八，有瘾议员得向吴景濂领通行证，于军警监视之下往吸，而“大中”公寓则除吸烟外，更有一大关系，即甘石桥长安饭店之机关，临时移设其中，阁员全体、津保要人全体，自上午九时始，即至其中，发号施令，指挥一切也。
昨日之会，与四日之宪会，连属而来。四日宪会已于二日议定，由议员二十三人分头请不出席者到会，且于出席者，每人给额外津贴二百元，故四日得以成会。昨日暗约不定时开会，足数为度，计包雇汽车数十，有人于午前八时过石驸马大街三号门首，曾见停有三辆，即吴莲炬等拉客之车，十时以后，分头拉人，计临时出发者三十余，各拉一二人回。出时吴景濂亲签通行证，其事由为请人二字，以愚所闻，曾大索王家襄、符鼐升不得，郑人康于午后二时车载盛时、陈家鼎二人来，而抱病之张佩绅、廖宗北、梁善济、易宗夔，则以榻舁至，易不能入场，即持票至场后请其自写，此拉人之情形也。
签到人数，六百有零，出席者五百九十，此中有无不实不尽，非局外所能知。吴景濂于甫散会时，即嘱将签到簿密锁柜中，严戒秘厅人员不许漏泄，签到处及会场执事职员，均先期派定，未派者不许在侧，而签到处有许多大选派议员围绕之，有某议员语人，在场人数大约不缺，惟我于同院人之面目不尽熟悉，是否一一正身，则不能出结云云。签到处曾哄数次，参众各有蒙古议员一人，非其人本身，经某蒙古议员指出；山西议员某到，亦经人指出非本人；江西某议员代同乡邹某签到，亦经同乡指出。自彼等言之，可谓异常认真，然此外有无未指出者，则不敢知矣。
昨日之未出席者，《晨报》所载为王家襄、黄元操、刘以芬及赣籍二人（其一即符鼐升），但闻王正廷、张我华、焦子静等亦未出席，有苏齐运来之议员三十四人，由浦口特挂专车，预定四日夜一时半到京，但专车到津时，下车者三十人，迄昨晨未来。闻其中苏籍议员杨择、朱溥恩中途脱逃，此逸话也。反直派之活动，昨已无所闻，然前日尚有四千六百元代价之说，但闻拆台之运动者昨固未出席，而连日受暗探之监视甚烈，昨日东交民巷各口，均排列军警，华人出入，异常注意，意者台之不能拆，其以此乎。
至于会场之检票员，则大有问题，议员人名之签筒，吴景濂特派专员数人司之，密藏议场后圆楼中，昨日由众院秘长郑林皋抽签，其抽出者皆大选派要人，绝无南下复归者。惟曾抽出参院吕志伊、众院李肇甫，其人皆不在京，改派两人仍大选派重要分子，说者谓此中大有手法也。检票之时，十六人围守，他议员不得上前，废票十二张，内容更无能窥见者矣（十月六日下午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