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史话（出书版） 北洋军阀史话（出书版） 第22节

由于国民党多数领袖主张避免使用武力而采循法律途径，因此经由江苏都督程德全建议袁成立一个特别法庭，推黄郛为主裁，王宠惠、伍廷芳为承审官，以避免来自任何方面的压力，全权处理宋案。袁表面上接受，却由司法总长许世英以“不合编制”为借口而反对成立这个法庭。
黄兴主张不用兵可于他致袁的秘书长梁士诒一电中看出。3月27日黄电梁：“宋案连日经英廨审讯，闻发现证据颇多，外间疑团实非无关。兴以钝初已死，不可复救，而民国要基未固，美国又将承认，甚不愿此事传播扩大，使外交横生障碍。日来正为钝初谋置身后事宜，亟思一面维持，而措词匪易，其苦更甚于死者，公有何法以解之？乞密示。”梁对黄这通电报未予答复。
上海租界捕房在4月16日把刺宋案凶手应桂馨和武士英移交给上海地方检察厅，4月24日武士英忽然在狱中暴毙，死得不明不白。读者还记得美国前总统肯尼迪遇刺吧，他是美国政坛的一朵奇葩，开得灿烂谢得匆促。他突然被刺，凶手逮后，却被另一个凶手把他糊里糊涂地刺死。肯尼迪和宋教仁有很多相近的地方，他们都长于活动，有吸引力和组织力，雄辩滔滔而又下笔万言，能煽动人也能使用人。他们都是少年得志，死得凄惨。他们死后，刺他们的凶手都在不明不白中被杀。不过肯尼迪案至今尚不知内情。宋凶则发现了如山的铁证，证明是袁世凯策划的，他们唯一的不同之点在此。
刺宋案的另一凶手应桂馨在狱中过着非常舒适的生活，他有阿芙蓉的嗜好，开始时还用手帕涂上吗啡浆过瘾，随后竟公然要求抽鸦片烟，而法院方面怕他又来一个“死无对证”，也只好特准他在狱中公开抽烟。
至于洪述祖呢？宋案破获后，他不敢在北京公开活动，乃从容不迫地“逃”到青岛。德国派在青岛的胶州总督因为他是闻名全国的杀人凶犯同谋者，所以把他扣押起来，袁世凯竟公然派内务部次长言敦源到青岛交涉，要求引渡。德国总督同意引渡后，洪就等于获释。5月3日洪公然在青岛发表通电，极力吹嘘他协助唐绍仪完成南京议和，建立共和的功劳，痛骂宋教仁：“借政党内容之名以遂其植党营私之计。”并且用一种荒谬绝伦的理由为他自己狡辩说：“毁宋仅欲毁其名，何得认为谋杀之证据。”
赵秉钧在对记者谈话中谈到洪述祖，表示洪和他毫无关系，更不是他的私人，而是少川（唐绍仪的字）介绍到内务部来的。
袁看到宋案闹得很厉害，自己陷于极不利地步，乃想设法解释一下，恰遇北京各界举行“宋教仁先生追悼大会”，袁乃授意京兆尹王治馨参加大会时相机为他解释。不料这个京兆尹是个糊涂鬼，他自作聪明地在大会上编造一段故事，他说：“去年应桂馨到了北京，向赵总理自告奋勇，要动手杀害宋先生，关于这个问题，总理曾向总统请示过，总统认为政见虽有不同，暗杀绝不是个手段，所以不予同意，由此可见宋案与总统和总理都无关，完全是应桂馨和洪述祖搞的。”他的这番解释，简直是欲盖弥彰，气得袁世凯跺脚，赵秉钧扔茶碗。
赵秉钧过分想远离刺宋案，这使到袁世凯很不高兴，赵辞职后被袁改为给假养疴，其意思就是“你越想避，我就越不答应”。
赵秉钧除了对报馆记者解释外，还给了上海地方检察厅一封公开信为自己辩护。赵函如下：
……宋案一端，语涉秉钧，为秉钧一人之关系，虽不容借词掩饰，逆拒忠言，亦岂能含冤不伸，致同默认，兹特详细解答如左：原电内称宋案词连政府，洪犯固宜速求引渡归案讯办，赵总理亦应出庭受质，方能表白等语。查政府云者，乃国务总理及各国务员合同构成之有机体之谓也。此种有机体之政府，上负政治上之责任，此次宋案，纯然法律关系，而非政治关系，即云责任，何关政府，故谓词连秉钧则可，若谓词连政府则不可。不过秉钧以个人名义负责，决非以国务总理负责，揆之法理，皎然易明，浑称之曰政府，将与政治上连带责任有相混之处，未免失辞，此不可不辩者一也。宋之被刺，正犯为武士英，嫌疑犯为应夔丞，与洪述祖容有如何干系，尚未判定，出庭受质与谁对勘，此不可不辩者二也。程都督、应民政长宣布宋案证据，其涉及秉钧者，惟手书两件，然一为发给密码，一为请领津贴，均属因公，已于勘电声明，原函可查，岂肯谋刺。若必以此影射，锻炼成狱，则程都督等所送全案证据中，又有应致洪函，内称“近往同孚路黄克强家，又为克强介绍，将私存公债六十万，皆夔为之转抵义丰银行，计五十万元，昨被拨去二万，专任苏浙两处，暨运动徐皖军队之需，夔因势利用，欲擒故纵，不得不勉为许可，直陈于内以免受谗”等语。足见黄克强君亦与应关系密切，书信往来与银钱往来孰轻孰重，彼此俱立于嫌疑地位，而潜投巨赀煽惑徐皖军队，阴谋内乱，比之秉钧，岂不更多一重罪案，何以克强获免于诉追，而秉钧必须质讯，事同一律，办法两歧，此不可不辩者三也。以上三端，言之有故，敢陈衷曲，用质高明，抑更有说者。自武汉举义，彷徨受任，出领民部，又统一政府成立，始厕内务之席，猎总理之位，首尾年余，奉职无状，而于维持秩序，赞助共和，虽不敢告劳，亦幸免于罪。不图野心枭桀，攘夺政权，借端发难，含血喷人，而盲从附和者，误信流言，愈滋疑窦，其实秉钧与应、洪手函，业经印刷流播，万目俱瞻，与杀害是一是二，自无须辩护也。总之秉钧如果系谋杀共犯，供证确凿，自应束身司宪，无所逃刑，将来洪述祖到案，不难详加研讯，此时何凭与此案毫不相涉之二纸手书，便欲赴沪逮质，自蹈危机，区区之愚，殊难索解，知我罪我，惟命是听。
上海地方检察厅要票传赵秉钧，是5月8日的事，赵已于5月1日请准病假，国务总理是由段祺瑞代理。赵既然抗传不到案，袁复命北京总检察厅长罗文干，令其宣称刺宋凶手为黄兴和陈其美。5月16日有一个自称“女子暗杀团团长”的周予儆，向北京地方检察厅自首，说是奉了“血光团团长”黄兴的命令，到北京来进行政治暗杀。第二天，北京军政执法处逮捕了参议院议员谢持，指控谢是血光团团员，于是“血光团”三字便不胫而走，人人争相传说，说这个“团”是个杀人不眨眼的秘密机关，绘声绘影，一若雍正的血滴子。北京地方检察厅便根据这个捏造的故事，票传黄兴到案对质。这样一来，使得本已复杂动荡的局面，更增加戏剧性。同时使一般不明底蕴的人民如坠五里雾中。
6月11日，上海租界的会审公堂根据北京地方检察厅的来文，票传黄兴，出乎一般人的意料之外，黄一传就到，并且保证以后随传随到。《国民》杂志社曾有一篇访黄的通讯稿，报导黄被票传后的光明磊落态度：
本社驻沪通讯员一日特访黄克强先生，谈及某党报纸诬蔑事，黄先生不禁唏嘘感慨而谓曰：邪说横行，甚于洪水猛兽，今之谓也。但诬蔑我个人之不足惜，为害中华民国则大足惜。通讯员又问及法庭召唤事，先生谓曰，是非自有公论，余辩亦无益，总期望大众常把中华民国四字放在心中，则幸甚矣。言毕，唏嘘不置，忧国忧民亦云至矣。
北京国务院还发表了这么一个荒谬声明：
宋在南方主张袁为总统，而己任内阁，陈其美一派深忌之，黄亦恶其不举己为总统，且疑其为亲袁派也，亦欲排而去之。陈于是乘其隙，日嗾其徒，倡为举黄之说，以离间黄、宋之交，而使他日内阁总理之庶归之于己。宋、陈之间暗潮已极激烈，应本陈旧部，武又黄之私人，适洪述祖因宋争内阁，恐赵不能安于其位，欲败宋之名誉，以全赵之位置，托应求宋之劣迹，应以之告陈，陈乃利用此时机，假应、武之手以杀宋，而归其罪于中央。其用心之狠毒，实为意料所不及。其破案之速，亦由于陈者。盖应、武初不料主使之人忽为反陷之举，遂毫不设备，亦不遁逃。而陈事前既为间接唆使之人，故一索即得也。既获之后，武士英在法公堂已经供出。陈以廿余万之巨款贿通法公堂，将供词全数抽改，复以威吓应谓能诬赵、洪则其罪决不至死，且能以巨资相赠，若直供不讳必置之死地而后已。及移交检察厅后，陈虑武仍如前供，乃毒杀之以灭口，而以巨金贿西医剖验以为病死，于是应益有所惮而不敢言。此皆应亲告其所延之律师，且谓非转移他处不在若辈范围以内，则此案真相，必不可得。渠在监内日夜防护，以巨金赂典狱者，每食必与人共座，俟人先尝，然后下箸，否则不食，其危险之状已可想见。黄克强前此主张组织特别法庭，实欲以一手掩尽天下耳目也。既为法部所扼，计不得售，则以暗杀之说要挟厅长，必欲其入赵以罪。日前竟有要求审判官下缺席裁判，宣布赵、洪死刑之请。幸厅长尚未允诺，然闻若辈之意，非办到此层不可。裁判所移转之事，不知是否为法律所许，若能办到，但移至湖北，则此案不难水落石出矣。
宋教仁被刺后，凡牵连宋案的人都在后来不得善终，如：
武士英在监中糊里糊涂死去。
应桂馨在民国2年7月25日被一群流氓劫狱救出来，逃到青岛躲避风声。国民党讨袁战争（所谓二次革命）失败后，应认为是个出头的机会了，于是公开发出请“平反冤狱”的通电。第一通电报说：“叛变削平，宋实祸首，武士英杀贼受祸，功罪难平，请速颁明令平反冤狱。”第二通电报说：“宋为主谋内乱之人，而竟死有余荣；武有为民除害之功，而竟冤沉海底。彼国民党不过实行宋策，而种种戏剧实由宋所编制，当时若无武之一击，恐今日之域中，未必有具体之民国矣。桂馨栖身穷岛，骨肉分离，旧部星散，自念因奔走革命而已破其家，复因维持共和而几丧其身，伏求迅颁明令，平反斯狱，朝闻夕死，亦所欣慰。”10月20日他公然由青岛到北京，住在李铁拐斜街同和旅馆，他的旧相识胡翡云此时也搬到北京，在松翠班搭班，两人往来如旧。他写信要求袁实践“毁宋酬勋”的诺言，并且张开狮子大口要求给他“勋二位”和现金50万元。袁本想赏他一笔钱叫他离开北京，但他仍坚持他所提出的两大条件，少一条都不成。有人提醒他说：“老袁不是好惹的，你莫要在太岁头上动土。”他指着鼻子狂傲地说：“我应桂馨是什么人？他敢拿我怎样。”这些话当然都传到袁的耳朵里。由于应经常住在樱桃街胡翡云的班子里，民国3年1月18日晚上，有四个彪形大汉以搜查烟土为名爬墙进来，刚巧这天晚上，应不住在这儿，四个大汉搜了一会儿便失望而去。经此一搜，应才知道老袁真不是好惹的，第二天便匆匆地离开了北京。他虽然走得快，袁下手得更急，就在他所乘的京津铁路头等客车中，他便被军政执法处的侦探长郝占一和另一个侦探王双喜杀死。
至于洪述祖一直避居青岛，到民国6年，大家对宋案已经忘得一干二净时，他认为没有问题了，才化名张皎安回到上海，却因为债务关系，被一个德国商人扭送到巡捕房。当他偿清债务，请求原告撤销诉讼，从捕房里跑出来刚要上汽车时，就被年仅15岁的宋振吕（宋教仁的儿子）和刘白（宋的秘书）死死扭住，扭到上海法院，后来转解到北京，以主使杀人罪名于民国8年4月5日被处绞刑。他在狱中作词以自挽，挽联是：“服官政，祸及其身，自觉问心无愧怍；当乱世，生不如死，本来何处着尘埃。”向例绞刑是全尸，而洪受刑时绞机忽把他的头切了下来，实在是件怪事。洪受审时，初仅判无期徒刑，上诉后改判绞刑。
赵秉钧因宋案引嫌辞职，不久调任为直隶都督。应桂馨在火车中被杀时，他正在直督任上，他当然有兔死狐悲的感慨，因此当他一获应死讯时，不请示袁就发出缉捕凶手的命令，并在长途电话中向袁发出哀鸣：“应桂馨如此下场，以后谁还敢替总统办事呢！”袁听了更感厌憎，不过却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承认缉凶。不到一个月，民国3年2月27日，这位袁的第一号亲信，北洋系的智多星，清末民初政坛怪角赵秉钧，竟在天津督署内中毒，七窍流血而亡。他死时才51岁。继他出任天津都督的是朱家宝。
赵死后袁表面上装出非常悼惜的样子，送了一幅祭幛，写“怆怀良佐”四字，上款题“智庵上将千古”。另外还送有挽联一副是：
弼时盛业追皋益；
匡夏殊勋懋管萧。
逊清皇帝溥仪也给赵赐谥“文恭”，这位赵秉钧当年是代袁逼宫的，“文恭”二字似讽其不“文”不“恭”！
前面曾经提过那位京兆尹王治馨，袁命他相机解释，以图撇清，不料他在北京各界追悼宋教仁大会上，却说了许多欲盖弥彰的话，他以为就是替袁洗刷了。袁闻后大为光火，对王印象恶劣万分。原来王治馨也是参加刺宋案阴谋要角之一，民国3年6月，他为了500元贪赃被逮，袁立即发交步军统领看管。10月21日北京大理院宣判王死刑，并于22日执行枪毙。当时贪污横行，贿赂猖獗，区区500元实在不算一件什么事，为什么要这么认真呢？其实乃是袁借题发挥，杀王灭口而已。
至于在火车上杀应桂馨的两个凶手郝占一和王双喜也都不得善终，军政执法处长陆建章督陕时，袁命郝赴陕听候任用，就命陆杀郝。王双喜听到郝被杀，惊悸哀痛，住在北京旅馆中发了疯，一会儿见宋向之怒目而视，一会儿又见应血淋淋的一身向他追魂索命，不久便死了。
陆建章也是刺宋案的主角，后来被徐树铮所杀。
宋教仁被刺，举国哀悼，上海老百姓怀念他，于是编了“宋教仁显圣”和“阴曹调卷会审”的神话。谈因果的就说宋为一世之雄，含冤而死，死而为神，上海的许多愚夫愚妇更凭吊宋墓以求庇护。
第49章 袁世凯的真面目
前面已叙述过五国大借款的经过和借款内容。这笔借款签订之日，正是宋案发展到最高潮时，因此使国民党人士对于大借款的反对，非常激烈。
对于袁世凯来说，大借款成功有几个重要含意：（一）是解除了财政上的困难。民国成立后，政府最严重的困难便是财政方面，大借款虽然有各种限制，可是毕竟在许多方面的支出可以依赖这笔钱了；（二）民国成立后，迄未被世界各国承认，大借款签署后，袁领导的政府便和各国有了事实上的往还，袁可以骄傲地对国人说，外国人是相信袁世凯的；（三）有了钱就可以对付政敌，宋案虽下不了台，可是政治上是要讲实力，袁有了钱就可以收买军火、收买刺客、收买议员、收买军队，换句话说，就可以放手对付反对他的人。
在国民党来说，袁政府所签订的借外债条约，当然损失利权很大，何况袁事前既不与国会筹商，事后复规避国会质问，玩国民于股掌，视议会如寇仇，清朝专暴所未敢出者，竟见诸于袁政府。尤其在刺宋案中得到洪述祖给应桂馨电称：希望大借款成功，可以执行替袁锄除异己的证供，所以反对得尤其激烈。
反对尽管反对，袁却有必须达到目的的决心。袁的财政总长周学熙在通电答辩中，就向黄兴说出很不客气的话，电云：“……黄先生为手创民国的元勋，一言而为天下重；学熙奉职无状，敢不引咎自责，惟有肉袒面缚，敬候斧钺而已。”这个电报言外之意，就是要国民党不必再进行反对，袁政府是决心要借这笔外债，有本事只管拿出真刀真枪来，看谁胜谁败。
民国2年5月2日，袁世凯批准国务总理赵秉钧的辞呈，派陆军总长段祺瑞代理。段是袁的第一号心腹大将，由段来代理内阁总理，好像故意给人一个印象，这是个“战斗内阁”，必要时不惜以武力征服南方。
段祺瑞这时才49岁，代理国务总理不过是几个月时间，袁好像故意让他来扮演一幕“喊打喊杀”的闹戏。果然在国会反对大借款的高潮时，5月5日段代总理率领很多武装士兵出席众议院，答复借款问题的质问。议员们看见了兵，不由得都倒抽了一口冷气。有几个议员心平气和地说：“我们现在不是质问借款合同应不应该成立，而是要请政府注意，这个借款合同，依照手续，应该交给参众两院核议。”段上将很干脆地答复说：“木已成舟，毋庸再议。”他说完之后便立即离开了众议院。
袁在大借款已经有把握后，态度便公开激烈。2年4月7日，北京参谋部曾密电山东都督周自齐和驻鲁辫子军统帅张勋，吩咐他们做好动员准备，以供必要时的调遣。这个命令都附带一笔是绝对保密，不可向其他人等泄露。张勋奉到命令后，就立即把若干客车和货车扣留下来，周自齐部见到辫子军擅扣车辆，以为辫子军要造反，也匆忙地拆毁了一段路轨以阻止辫子军南下。辫子军又错误地认为山东军是他们用兵的对象，乃加以监视，双方防区的接近地点竟发生了局部开火，消息传到北京，参谋部急忙打电报分别解释，双方才知道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得自家人。”
这显示在大借款成立前，袁已安排对国民党用兵的军事准备，只等战费一有着落，炮声就会响起来。
这期间的袁世凯，口中常挂着“乱党”名词，很明显的，袁口中的乱党就是影射国民党；又挂着“暴民”名词，所谓的暴民也就是暗指国民党党员了。而国民党方面对袁也不客气，以“国贼”回敬他。
5月3日袁以大总统名义，通令严捕图谋内乱党徒：
……近阅上海四月廿九日路透电，称有人在沪运动第二次革命，谆劝商家助捐筹饷，反对中央。又英文《大陆报》称上海有人运动沪宁铁路，预备运兵赴宁各等语。披阅之余，殊堪骇怪，虽西报登载，风闻不必实有其事，而既有此等传说，岂容坐视乱萌。用特明切宣示，昭告国民，须知总统向称公仆，与子孙帝王万世之业，劳逸迥殊，但使众望久孚，即能被选，何用借端发难，苦我生灵。倘如西报所言，奸人乘此煽乱，酿成暴动，则是扰乱和平，破坏民国，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本大总统一日在任，即有捍卫疆土、保护人民之责，惟有除暴安良，执法不贷。为此令行各省都督、民政长，转令各地方长官，遇有不逞之徒，潜谋内乱，敛财聚众，确有实据，立予逮捕严究。其有无知愚民，或被人诱胁，或转相惊扰者，一并婉为开导，毋得稍涉株连。特此通令知照。此令。
同日又通令各省维持治安：
……近日迭接各处电文，语极离奇，淆人耳目。一为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因洪述祖与应夔丞往来函件，影射国务总理赵秉钧；一为五国借款告成，误认议院未经通过，并疑及监督财政，市虎杯蛇，深堪骇异。宋教仁被刺一案，业经赵秉钧通告说明，五国借款一案，亦由财政总长详细宣布，阅者酌理准情，当能了然于两事之真相。乃有不问是非，不顾虚实，竟将立法、行政、司法各机关一笔抹倒，凭个人之成见，强举世以盲从，直欲酿成绝大风潮，以遂其倾覆政府、扰乱大局之计，岂共和国民当如是耶？……为此通令各省督、民政长，通行晓谕，须知刑事案件，应俟司法机关判决；外债事件确经前参议院赞同，岂容散布浮言，坐贻实祸。本大总统有维持治安之责，何敢坐视扰攘，致无以对我国民也。此令！
袁世凯既然撕破了脸，公然向国民党寻衅，遂于2年5月15日，根据陆军部的呈文，下令取消黄兴上将名衔，同时嗾使陕督张凤翙、晋督阎锡山、直督冯国璋、奉督张锡銮、鲁督周自齐、豫督张镇芳、护陇督张炳华及提督马安良、护军使张行志等，联名通电，毁诋黄兴和赣、粤两督为：“不惜名誉，不爱国家，谗说横行，甘为戎首。”张作霖则指责黄兴“倾覆政府，损害国体”。雷震春和赵倜则诬黄兴因争总统不成而捣乱。而袁本人公然正面攻击孙中山和黄兴。据5月24日《时报》所载：
袁向其亲信说：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右又是捣乱，左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若彼等力能代我，我亦未尝不愿，然今诚未敢多让。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国民党诚非尽是莠人，然其莠者，吾人未尝不能平之！袁作此语时，有梁士诒、段芝贵、曾彝进三人在座。梁嘱曾以个人资格往告国民党人，袁谓可即说是袁慰庭说的，我当负责任云云。
袁有个习惯，他每次要有行动时，总要把北洋军搬出来炫耀一番，以达其先声夺人的目的。这时他也故技重施，采取了同一手腕，第一步骤是指使北洋军将领发表联合电报，痛骂以国民党为多数党的国会，对大借款问题无理取闹，不顾大体。第二步骤是专对黄兴，硬说湖北季雨霖叛变是黄兴所指使，张勋通电捏造黄兴派人到兖州运动军队，把黄兴说成是好乱成性的捣乱派。第三步骤是冯国璋、姜桂题、段芝贵、张勋等联名通电：“枕戈待命”。同时北洋系组织了七省联盟以对抗国民党的四省联盟。在一片疯狂叫嚣中，有人建议由各省军人推戴袁为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
袁的军事部署是这样的：派倪嗣冲为安徽清乡督办，由河南向安徽边境进发；派毅军赵倜与第六师李纯两部集中河南、湖北交界的武胜关；又派海军舰队游弋于九江上下游一带，其目的在进攻国民党控制下的江苏、安徽、江西三省。
5月15日取消黄兴上将头衔，6月9日免江西都督李烈钧职，6月14日免广东都督胡汉民职，6月18日令粤汉川汉铁路由交通部直辖，准督办岑春煊辞职，6月30日免安徽都督柏文蔚职。江西、广东、安徽省形式上是国民党的势力范围，而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又都是国民党党员。
袁的这些行动，显示他已和国民党正式破裂，大局至此，遂不可收拾。
袁和国民党决裂后，举足轻重的是湖北的黎元洪。黎虽举足轻重，但他一直为国民党人所轻视，自张振武案后，更为国民党人所不谅，因此，在这两大势力之间黎必须选择一条路。由于张振武案他已入了袁的网罟，所以他在这战云弥漫时，向袁递上一道降表，中有：“元洪惟知服从中央，长江下游，誓死拄搘，决无瞻顾，倘渝此盟，罪在不赦！”袁给黎回电，极尽敷衍：“世凯若有欺天下之心，利一姓之见，罪亦不赦。”
这一对冤家，后来又变成了儿女亲家，现在则互相发誓以强化互相勾结。袁、黎两人的勾结对于袁这次用兵的成败，是一个大关键。因为湖北居中国要冲，是南北战争的枢纽地带，黎元洪的倾向可以成为双方胜败重要关键之一，黎元洪既然敞开大门让北洋军进入湖北，所以第六师得以安全迅速地通过武胜关，一步一步移动到“长江之腰”的田家镇，矛头指向江西。
在6月9日袁撤免李烈钧的江西都督时，就同时发布命令，以黎元洪兼领江西都督事；以欧阳武为江西护军使，升授中将；以陈廷训为江西要塞司令，加中将衔。欧阳武和陈廷训都是江西将领。
袁的这道命令相当狠毒，用黎兼领江西都督，不但是眼前的借刀杀人计，而且也是未来的调虎离山计。因为目前这么做，使国民党更恨黎元洪，黎势必只有一面倒向袁的怀抱，待经过一段时间后，便可再发布一道人事命令，命黎专任江西都督，而免去其湖北都督的兼职，使黎离开他的根据地武昌。黎虽号称老实人，可是在对他自己有切身利害时，他是看得很清楚的，因此他坚决不肯“兼领”，并极力保举欧阳武继任江西都督。
黎既然表示拥护袁，于是乃致电黄兴和胡汉民、李烈钧、柏文蔚等，电云：
……元洪与诸公，昔为生死患难之交，今为唇齿辅车之势，感赴援之厚谊，怀通好之真诚，区区此心，万不至舍旧谋新，去近图远。惟外观世局，内审国情，但知以国利民福为前提，以保育共和，维持统一为宗旨，不忍南北稍形决远行，友邦公认，诸公手造民国，永垂无上荣誉，否则内部茧裂，强敌剖分，民国不成，诸公前此勋名，亦将安在？……元洪恃在夙好，敢贡罪言，情尽于斯，尚祈矜察。
黎虽然向袁递了降表，可是促成袁、黎结合的，不能不归功于两个人，一个是章炳麟，一个是饶汉祥。
刺宋案闹得下不了台时，章曾给袁一函，其最后一段是：“诚能决心以去宵小，推诚以待人才，保全倡义之元勋，倚任武昌之夹辅，何不乐为？”这倚任武昌之夹辅，就是强调袁必须和黎合作。以革命时期曾坐过牢，文名满天下，又有“民国祢衡”绰号的“骂人疯子”近代国学大师章炳麟，在湖北人心目中，不失为一个偶像，他的言论毫无疑问是有极大影响力的，他独独垂青于袁，兼及黎氏，这种无形中的宣传力量，是能够使人盲从的。
至于饶汉祥，其声望虽次于章炳麟，但信用则好过章。他是黎夹袋中重要人物，原籍湖北广济，曾以举人游福建，辛亥年不得志而归，住在武昌斗级营小客栈中，穷得只剩一条寡裤带，有人向黎推荐，遂成为黎的文胆。民国元年11月，黎任饶为内务司长，但国民党人不喜欢他，骂他是“瘾君子”，他连气带吓，跑回原籍，行前给黎留别信有句：“昨日一朵红云，从空中飞下，譬如乞儿得平天冠，几至惊惧无措。汉祥一念既寒，前缘俱寂，无妄之祸，愚者不取。已星夜束装归里，如有复我者，有如此水！”饶躲在乡下，黎派员持手书慰问，使饶深感黎的高厚，更把国民党恨之入骨。民国2年6月19日，黎命饶代理民政长，9月25日改为署理，不料湖北省议会也一致反对，饶又气返乡下，又做了一篇“万缘俱寂，有如此水”的文章。饶鉴于省议会对他不好，他乃想到北京游宦，他提议本省人不做本省官，袁借此大为嘉奖，因之饶便更趋向袁了。
民初黎当选副总统时，饶代他拟通电，有：“元洪备位储贰”一语，后来他任民政长，下车文告有：“汉祥法人也”一语，当时有人以此二语撰成一联，是：“黎元洪篡克定位，饶汉祥是巴黎人。”
第一章 一饶，由于他们推波助澜，使袁、黎的结合，便更为容易。
第50章 李烈钧湖口誓师
袁世凯不能和国民党共存，可以说是先天就注定了，不必待宋教仁被刺才真相毕露，不过宋教仁案加速了袁和国民党的对立。
袁对他的大敌国民党的处理，非常矛盾，他口中不离“乱党”两字，同时部署一切军事计划要铲除国民党在南方的一切力量。可是他这时还是一个临时大总统，由临时大总统过渡到正式大总统，必须经由国会产生，而国会内的多数党却正是国民党，如果解散国民党或者宣布国民党为非法党团，那么国会便不足法定人数，正式总统也无法产生。北洋军系的人主张由军人共推袁为总统，以显示军人力量，袁没有考虑走这一条路，因为时代不同了，现在是中华民国，不是中华军国。
对国民党既然还有些投鼠忌器，因此他对于北京的国民党员就比较客气一点；而身在北方虎穴中的国民党员，也比较有妥协性一点，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袁授意北京总检察厅票传国民党北京支部部长吴景濂到案，质问黄兴是不是国民党的领袖，如果黄的“逆叛”行为与国民党有关，那么国民党就该负起“谋叛”的责任，如果黄的行为与国民党无关，国民党就该立刻开除黄兴党籍以明责任，限吴景濂三天内答复。吴景濂拿这个难题无法解决，很想召开一次北京支部大会来研究处理，可是时间太仓促，这时留京的国民党员已伤透脑筋，拿这问题来谈岂不是更头痛。会议召开不及，三天限期转眼即到，吴景濂没有办法，只好想出一个应付的办法，他以个人名义在北京报纸上刊登一段启事：“黄兴除名一案，非经大会不能决定，但限期甚迫，不及召集大会，因即遵令除名。”
袁系骂黄兴是捣乱领袖，其实黄在宋案后一直是主张委曲求全的，对宋案本身言，黄主张纯以法律解决，求是非，讲法理。对于袁政府的态度，黄鉴于外交严重，各国尚未承认民国，蒙藏风云紧急，所以反对用武力对付袁。他的主张受到多数人支持，因此在袁下令免三省都督前，国民党对于解决纠纷的办法是：“宋案责成法院，借款责成议会。”并拟推岑春煊、王芝祥、章士钊、汪兆铭等为调和专使前往北京。
袁免赣、皖、粤三省都督后，国民党方面仍希望不致决裂，所以6月10日李烈钧有蒸电报告袁政府“遵令免官”，并且通电将已经调动的部队撤回原驻地点。6月16日胡汉民有铣电“请授赴藏方略”，并且解释“宋案借款之争，仅系建言作用，不敢出法律范围”。而柏文蔚早在调任令发表之前就表示要辞职。这一切并非国民党施缓兵之计，实在因为国民党的多数派还不打算对袁进行武装抗争，宁愿解除自己的武装力量，只求保存国民党是一个合法政党，在国会中占多数，所以迁就到底。
黄委曲求全终不能全。其实不独黄主张如此，汪兆铭自欧回粤，亦主张国民党可作在野党。汪本内定为北上调和专使，因情势改变而作罢，他的把兄袁克定曾有电给他：“别来经年，想见若渴，弟扶病北来省亲，晳子云兄将来，喜甚。惟迟行未至，伏枕怅望，尚冀早来，借慰病友。克定谏。”
在这纷扰的期间，还有一个酝酿，据说是日本在幕后策动的，就是要在南京另外组织一个政府，推举岑春煊为总统。
民国2年7月28日熊希龄的通电，曾经揭破这个密谋：
报载四省独立，有在宁设立政府，推举岑西林为总统之谣。前南北议和时，犬养毅等于前年冬来华，运动南北分立，渠与希龄本属旧交，屡至沪寓密告希龄，谓袁如得志，中国可危，不如劝孙、黄公推岑为总统与袁对抗，并要求希龄介绍往见。希龄与张謇、汤寿潜、庄思缄、赵凤昌诸君与犬养毅接谈数次，竭力反对。幸黄兴当时力主和议，岑亦病辞不见，犬乃回国。去年春间再到上海，乃不与希龄接洽矣。此日本民党利用我南北分立之实在情形也。
岑春煊在南京组府之说传了一个时期，后因袁军事力量直扫南方，因之没有出现。岑、袁两人在清时就有大隙，袁依赖奕劻，而岑则反对奕劻。宣统年间盛宣怀红极一时，挟隆裕和载涛、载洵以自重，辛亥起义后，盛主张用岑，奕劻则主张起用袁，其后袁因缘时会，水到渠成，遂代清而为民国元首。岑去福建。福建之役，岑怨袁欺，大失所望，拂袖而去，袁又请岑继黄兴为粤汉路督办。袁与南方决裂，督办亦撤销，袁、岑之间遂更成水火。岑在上海，据说孙、黄都去拜望他，他告诉访客说：“别人都怕袁世凯，我是不怕他的，倒要和他较量一下。我本无意大总统，今既有现成的，就不妨试试看。”
袁既然冒天下之大不韪，用武力来解决问题，他的军事目的当然并不止于撤换国民党系的三省都督为已足，他要粉碎国民党在各省的军事力量和基础，同时还借此铲除所有非北洋系和袁系的军事力量与政治力量，所以袁的最后目的是想达到武力统一全国。
尽管被撤职的江西、安徽和广东三省都督不准备继续进行抵抗，可是北洋军仍按照原定计划分两路南下：第一军军长段芝贵统率第二师师长王占元、第六师师长李纯两部担任湖北、江西之线；第二军包括冯国璋、张勋、雷震春等部（因第二路军不止是一个军，所以称为第二路军），由冯国璋统率，沿津浦路南下进攻南京。这都是北洋军的嫡系。段芝贵和冯国璋都是袁的心腹大将，袁心目中的两个重要棋子，袁心中内定段芝贵是湖北都督，冯国璋是江苏都督。
江西和南京是北洋军进兵的两个主要目标，湖南和上海也是袁用兵的两个目标，由于北洋军没有足够的兵力配备到各个目标上，因此袁派特务放火焚毁长沙的军械库以削弱湖南可能产生的抗袁力量。
7月上旬又派兵乘应瑞、肇和诸舰抵沪，派海军中将郑汝成以总执法官名义为统帅，团长就是后来齐卢之战有名的将领臧致平。这些兵舰运兵到吴淞登陆，以图控制上海。
北洋军得寸进尺，咄咄逼人，造成了一种形势，即使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进行到底，国民党想委曲求全，以合法政党地位继续存在也将势不可能，因为国民党军队必将被北洋军吞吃掉，国民党人也将无容身之地了。
李烈钧是国民党四个都督中最有实力的，袁最嫉恶李。李被免职后，孙中山派居正、白逾恒、吴铁城前往南昌慰问，并劝李不受乱命，宣布独立。李颇踌躇，认为：“被免了职才起兵讨袁，人将以为恋栈挟嫌，岂能言顺。”所以决定离江西至上海谒孙中山再做计较，于6月15日经安徽至上海，下榻斜桥路60号。柏文蔚是主张使用武力的，且打算首先在安徽发难，曾密赴上海向孙中山请示。孙因为安徽逼近北方，且可拱卫南京，似不宜先动，最好由湖南、广东、江西各省先行独立，迨袁出兵，安徽便可截击，所以劝阻了柏。柏被袁免职即赴南京升平桥小住。
李烈钧在上海分别见到了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反复会商今后对袁应付策略，深感袁当时做法是斩尽杀绝的毒招，既不可理喻，又难以感化，当前只有一途，就是举兵反抗。黄兴这时已派人在南京运动军队。李激于义愤，愿任首难之责，遂于7月7日自上海轻装潜返江西，7月8日抵达湖口，召集旧部第九、十两团，及辎重工程两营，于7月12日占领湖口炮台，檄告中外，宣布独立。李部混成团团长林虎，自告奋勇，愿任九江前敌军总指挥。第一师师长欧阳武，第二师师长刘世均，赣南第四旅旅长蔡森，均电告整军备战。
中华民国2年7月13日，江西省议会公举李烈钧为江西讨袁军总司令，慷慨誓师，发布讨袁檄文，略云：
民国肇造以来，凡吾国民，莫不欲达真正共和目的。袁世凯乘时窃柄，帝制自为。灭绝人道，而暗杀元勋；弁髦约法，而擅借巨款。金钱有灵，即舆论公道可收买！禄位无限，任腹心爪牙之把持。近腹盛暑兴师，蹂躏赣省，以兵威劫天下，视吾民若寇仇，实属有负国民之委托。我国民宜亟起自卫，与天下共击之！
这就是民国史上的“二次革命”，也称“癸丑之役”、“赣宁之役”。
事实上李还未就讨袁总司令以前，江西军便已和北洋军有了接触，7月11日晚北洋军步兵第二十四团团长张敬尧，已率全团抵赣。12日拂晓，北军开始攻击，赣军以一连应战，气壮山河，一举大捷，俘虏北军百余人，掳获甚多。北军第十二旅旅长马继增赶来增援，而赣军已奏捷后鸣金收兵了。这一战张敬尧惨败，赣军夺获北军枪支百余支，毙连长一名、排长五名、士兵200余人，俘虏营副一人。讨袁军只伤了士兵一人。
李烈钧湖口倡义后，湖南都督谭延闿亦宣布独立，福建方面师长许崇智亦宣布起义。福建都督孙道仁犹存观望，许迫孙，孙不得已乃勉强加入讨袁军。安徽方面柏文蔚交卸都督后，本已至南京小住，当李烈钧返江西后，柏文蔚亦于7月17日返安徽宣布独立，以响应江西，不幸安徽军师长胡万泰已被袁世凯收买，反戈对付柏，深夜勒兵围攻都督府，柏文蔚不及躲避几遇险，乃出走芜湖。胡万泰联合海陆军进攻芜湖，柏力战不支，惨遭失败。南京方面，黄兴于7月15日据南京组织革命军宣布独立，进兵淮北，江苏都督程德全弃职走上海。上海方面则由陈其美策划部署。广东由都督陈炯明与胡汉民联合于7月18日宣布独立，本拟出兵援赣，但因广西都督陆荣廷、巡防统领龙济光为袁收买，广东受广西牵制，乃不能出兵。四川方面川军第三师长熊克武于8月4日组织讨袁军，宣布独立。
李烈钧在江西发动讨袁后，孙中山乃急促南京和上海响应，且打算亲赴南京主持。黄兴觉得戎伍之事非孙中山所长，乃自告奋勇请缨，于7月14日赴南京，临行急促甚至连其夫人均未通知，直到抵南京后才致书夫人。黄抵宁后，即召集驻南京的第一、第八两师军官会于八府塘李鸿章相府，决议组织讨袁军，响应江西。当时南京驻军中，要塞司令吴绍璘、讲武堂副长蒲鉴、要塞第二团教练官程凤章均为袁党，持反对态度，黄乃捕杀之。遂以江苏都督程德全名义宣布独立，并任命黄兴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组织总部，以黄葆仓为参谋长，许崇灏为参谋主任，秦效鲁为筹饷处长，沈缦云为造币厂厂长，朱寿颐为接收马府街袁政府陆军部仓库专员，同时檄令驻徐州第三师冷遹部堵击南下袁军，第一师章梓、第八师陈之骥出兵临淮关控制要隘，7月15日慷慨誓师。
陈其美在上海计划讨袁时，恰逢蒋中正和张群由日本返沪，陈大喜，即与二人会商军事，张群主张先攻海军，蒋则以兵工厂为军队命脉，应先夺取兵工厂。陈其美赞成蒋计划，遂积极部署。蒋曾在辛亥年光复上海时组织军队，旧部甚多，后因赴国外考察，乃将一手训练之部队交张群统领，张其后又赴英国考察工业，乃移交陈某。这时陈任团长，所率士兵即蒋当年训练者，今见蒋、张两位旧主归来，欣喜若狂，均愿接受指挥，于是蒋乃号召旧部，拥陈其美为上海讨袁军总司令。
袁世凯既派海军中将郑汝成统率警卫军1300名驻守高昌庙兵工厂，又派海军司令李鼎新率黄浦江军舰协同保护。陈其美宣布独立，屡劝郑汝成让出高昌庙兵工厂，郑不答应，陈乃命蒋率所部及钮永建之一团分道进攻，相持数日，讨袁军因子弹接济不及，遂告败北，其后回兵进攻吴淞，也因众寡不敌，未能获胜。
第51章 第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爆发后，袁大举向南方用兵，并发出两道通令（民国2年7月），第一道是致各省宣布意旨电：
余以衰病余生，伏处已久，稍有田园之乐，自问已无事可为。此次出山，实缘事机危迫，不忍见人民陷于牛马奴隶之域，故冒万险，膺兹艰巨。受事以来，始终以尊重人道主义，及适合世界大势为主旨，苟可和平维持，决不轻事破裂，并非兵力有所不足，实缘民困已极，不堪再受战祸，一年以来弥缝迁就之苦衷，当为国民所共谅。现在财政、外交触处荆棘，国家运命旦夕可危，凡有血气之伦，自应以同舟共济之心，为披发缨冠之计，决不肯再言破坏，自取覆亡，乃若有之，则亦二三不逞之徒，生性好乱，必不能得多数国民之同情，本大总统若再曲予优容，便与此辈同为亡国祸首，非惟辜负众望，实亦矛盾初衷，惟有牺牲一身，保全大局，竭我棉力，殄此么魔。诸君各膺疆寄，必有同心，愿共勉之。
第二道是为了“赣乱”的通令：
共和民国，以人民为主体，而人民代表，以国会为机关，政治不善，国会有监督之责，政府不良，国会有弹劾之例。大总统由国会选举，与君主时代子孙帝王万世之业，迥不相同。今国会早开，人民代表，咸集都下，宪法未定，约法尚存，非经国会，无自发生监督之权，更无擅自立法之理，岂少数人所能自由起灭，又岂能以少数人权利之争，掩尽天下人民代表之耳目。此次派兵赴浔，迭经本大总统及副总统一再宣布，本末了然，何得信口雌黄，借为煽乱营私之具。今阅欧阳武通电，竟指国军为袁军，全无国家观念，纯乎部落思想。又称蹂躏淫戮，庐墓为墟等情，九江为中外杂居之地，万目睽睽，视察之使，络绎于途，何至无所闻见。陈廷训之告急，黎兼督之派兵，各行其职，堂堂正正，何谓阴谋？孤军救援，何谓三道进兵。即欧阳武蒸日通电，亦云“李烈钧到湖口，武开两团往攻”等语，安有叛徒进踞要塞，而中央政府该管都督撤兵藉寇之理？岂陈廷训、刘世均近在九江之电不足为凭，而独以欧阳武远在南昌之电为足信？岂赣省三千万之生命财产，独非中华民国之人民？李纯所率之两团，独非江西兼督之防军？欧阳武以护军使不足，而自为都督，并称经省会公举。约法具在，无此明条，似此谬妄，欺三尺童子不足，而欺天下人民，谁其信之！且与本大总统除乱安民之宗旨，与迭次之命令，全不相符，捏词诬蔑，称兵犯顺，视政府如仇家，视国会若土苴，推翻共和，破坏民国，全国公敌，万世罪人。独我无辜之良民，则奔走流离，不知所届。本大总统心实痛之。本大总统年逾五十，衰病侵寻。以四百兆人民之付托，茹苦年余，无非欲使黎民子孙免为牛马奴隶。此种破坏举动，本大总统在任一日，即当牺牲一切救国救民。现在正式选举，瞬将举行，虽甚不肖，断不致以兵力争攘权利，况艰辛困苦，尤无权利之可言。副总统兼圻重任，经本大总统委托讨逆，责有攸归，或乃视为鄂赣之争，尤非事实，仍应责成该兼督速平内乱，拯民水火，各省都督等，同心匡助，毋视中华民国为一人一家之事，毋视人民代表为可有可无之人，我五大族之生灵，或不至断送于乱徒之手。查欧阳武前日电文，词意诚恳，与此电判若两人，难保非佥壬挟持，假借名义。俟派员查明再行核办。此令。
21日又发布如下的命令：